（1）體制上分散保護、多頭執法
我國的知識產權行政執法呈現“多兀化”和“多層級”的模式。所謂“多兀化”，是指不同的知識產權由不同的行政機構予以保護。如知識產權局負責專利權的保護、工商行政管理局負責商標權的保護、版權局負責著作權的保護等。所謂“多層級”，是指各相關行政機構又劃分為中央和地方若干個管理層次。這種“多兀化”“多層級”的保護模式具有保護權力分散且不均衡的特點，并導致如下弊端：行政管理成本高；行政管理效率低；行政執法力度不均，有損法律的權威；加劇了知識產權內部各種權利之間的沖突；不利于開展國際交流等，特別對外國人而言，這種“多兀化”、“多層次”的保護模式會致使其無所適從，一個不了解上述情形的外國人，若無專業律師或者法律服務者的幫助，顯然無法及時尋求行政救濟遏制展覽知識產權侵權。
（2）行政執法力量、手段不足
近年來，企業通過侵犯他人知識產權謀求經濟利益的情形日趨增加，知識產權行政處理案件亦明顯增多。但是我國知識產權行政機構顯然未作出相應調整，目前存在執法力量及手段嚴重不足的問題，這主要由兩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是前述的分散體制和多頭執法問題使得知識產權行政執法力量分散且不均衡，削弱了執法力量；二是執法部門普遍存在經費不足、執法手段落后的問題，面對日益高科技化、高智能化的違法行為顯得力不從心，該種問題在國際展覽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在展覽召開的較短時期內，眾多產品集中呈現，知識產權侵權事件層出不窮，各國的不同主體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行政機構顯然缺乏快速認定侵權行為并準確作出處理的能力。
（3）展覽的時限性與侵權處理程序耗時較長之間存在沖突
行政機關對參展商的涉嫌侵權行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按照《行政處罰法》的規定，應當告知當事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并告知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當事人有權進行陳述和申辯。行政機關必須充分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對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應當進行復核；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或者證據成立的，行政機關應當采納。0)由此，行政機關必須給予涉嫌侵權的參展商相應的答辯期。例如我國《著作權行政處罰實施辦法》第27條規定：“當事人要求陳述、申辯的，應當在被告知后七日內，或者自發布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內，向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提出陳述、申辯意見以及相應的事實、理由和證據。”國家知識產權局于20H年2月1日頒布實施的《專利行政執法辦法》第12條規定：“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應當在立案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將請求書及其附件的副本送達被請求人，要求其在收到之日起15日內提交答辯書并按照請求人的數量提供答辯書副本。被請求人逾期不提交答辯書的，不影響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進行處理。被請求人提交答辯書的，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應當在收到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將答辯書副本送達請求人。”同時，我國的相關規定行政機關在收到投訴材料后享有一定期間的受理決定權。如我國《著作權行政處罰實施辦法》第13條規定：“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應當在收到所有投訴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內，決定是否受理并通知投訴人。不予受理的，應當書面告知理由。”在此情形下，行政機關尚未作出是否受理的決定，或者答辯期尚未屆滿，展覽便早己結束，請求人旨在制止被請求人展覽侵權行為的目的根本無法實現。
（4）行政處罰的適用條件不明
如上所述，我國的《著作權法》規定了與《商標法》、《專利法》不同的行政處罰條件，即行為人不但要有侵權行為，同時該行為還要損害了“公共利益”，著作權管理部門才能對其行為予以制止并進行行政處罰。然而，“公共利益”卻系一抽象用語，并無量化的標準，如何認定有賴于著作權管理部門的自由裁量，這顯然導致了執法的不確定性。
（5）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利益無法因行政執法而實現平衡
全面、及時、快速地處理展覽知識產權糾紛是行政機關展覽執法的重要特征，這里面必然涉及如何平衡投訴人與被投訴人利益的問題，然而，行政機關在該問題上還是存在著不足，這可從歷屆廣交會和華交會的知識產權糾紛中總結出一些經驗與教訓。從有關研究分析可知，對展覽的知識產權保護，廣交會和華交會分別采用“效率模式”和“協調模式"。
廣交會的“效率模式”在保護了投訴人權利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被投訴人申辯的權利。比如在第94屆廣交會上，國內的5家DVD廠家在參展時，因被DVD6C投訴涉嫌侵犯其專利權，被該國際展覽的主辦方一一一中國對外經貿中心勒令“撤展出館”。然而，DVD6C從未指出我國D、企業侵犯了其哪項專利權及哪項權利要求，也無任何法院、行政機構對我國DVD企業被指控侵權行為予以認定。在此情形下，DVD6C聯盟出示的任何證據、提出的任何投訴都不能作為我國行政機關懲罰D、企業專利侵權的法律事實依據。因此，行政機關僅憑DVD6C的投訴，即對我國的參展企業采取措施有過度保護國外申訴人權利之嫌。就行政執法而言，只有嚴格按照法定的條件和程序，對有客觀證據證實的侵權行為作出合法、合理的處罰，才稱得上為依法行政。而該事件體現的行政執法合法性及合理性問題卻值得我們思考。
與廣交會的“效率模式”不同，華交會則采取了“協調模式”，較為重視被投訴人的權利，但該種模式在實踐中也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在2004年的華交會上，就有參展企業如寧波北侖帳篷廠因擔心產品遭遇侵權，采取了自我維權的方式，將知識產權產品在展臺內搭建的隔間內予以擺放，僅供有訂購意向的客商參觀，而非完全公開展示自己的展品，因此，行政機關針對展覽的不同情況進行執法時，應當進行必要的制度建構，以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然而展覽的時限性特征顯然對行政機關的執法提出了嚴峻的考驗。
